遗老，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话题，或者说，是儒家文化所派生出来的一个独有的话题。严格说来，改朝换代之际，便会有遗老出现，尤其是一个王朝全面取代另一个统治时间足够长的王朝后，遗老们的痛心疾首或消沉落寞便更引人注目。

     所谓遗老，又称遗民，广义而言，亡国子民都可以算是遗民；而严格说来，只有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至少是不认可新朝的名人，才能算是比较标准的遗老。至于为免声名拖累，彻底隐居者，更是遗老中的翘楚；而不甘舆图换稿，举旗反抗的，则几乎可以算是遗老中的英雄了。

     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遗老，大概要算谏止周武王不成便归隐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二老了。这两位“求仁得仁”的遗老本来“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又经孔子品题赞美，更加超凡入圣、堪称典范，而孔子对他们的评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更成为历代遗老们的精神支柱。遗老们凭借着这样的精神支柱，取得了对强大的新朝统治者的某种道德优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统治者虽然大多会对遗老们“有所动作”，但一般也不敢威逼过甚，对一些著名遗老，还不得不硬着头皮优容尊礼，以避免让自己在道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宋代画家李唐(1066—1150)所绘《采薇图》

     不过，宋代以前，遗老还不足以成为一种现象。南宋覆灭，蒙古人朔漠以主中夏，自北宋慢慢积累起来的民族情绪、自古便有的“夷夏大防”、对本民族文化的极度珍视，夹杂着帝后北狩、山河残破的仇恨，让南宋遗老们的身影那样充满了悲愤和苍凉，清初明代遗老的状况也与此相似。

     在遗老们看来，朝代递嬗，只要不入异族之手，多少还可以容忍。曹魏代汉，置汉献帝于山阳小国，其亡已在晋永嘉之乱；司马氏代魏，徙魏主于陈留，其亡也在晋惠帝太安初年。曹丕、司马炎可称枭雄，但对前代君王仍不失宽容。比起女真折辱徽、钦二帝，蒙古迁杀恭帝，以及后来满清对明代后裔的斩尽杀绝来，自然还算能够接受。无怪坚决不与元朝合作的谢枋得感叹：“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之来无此变也！”

     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意味着一些落后于中原文化的文化样式，凭借武力和权势有了与中原文化对话甚至对抗的资本——尽管它们并不能根本动摇后者，这对遗老们来说同样可谓“天崩地裂”。王夫之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如此情况，大多学富五车、卓有名望的遗老们怎能视而不见？王夫之处明清之际，这段话简直也就是为时局所说的了。于是，伯夷叔齐那种对故国旧主的忠诚，和民族对抗中凸显出的对文化的忠诚交织起来，使得南宋之后的遗老有了多重的苦痛，也有了更加丰富的人生选择。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化外归附的华侨，一位是本土著名的学者，他们的思想旨趣、学问修养、生平遭际都不相同，但他们都是遗老。

      使役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如运指臂，取寰球13个学位若探囊取物的南洋华侨辜鸿铭是个不折不扣的遗老，这倒不完全因为清亡后他脑后的辫子，更在于他的言论思想。“五·四”时期，蔡元培不满北洋政府威逼，自请辞职，要离开北京大学，诸教授众口一词挽留校长，辜鸿铭也不例外。但是，他的理由却出人意料，或者说有点骇人听闻

辜鸿铭（1857－1928）

      教授们开会讨论挽留校长，辜氏运用遗老逻辑，分析当下问题，声明“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私下里，他对自己的学生，后来当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谈及自己要与蔡校长同进退的理由，仍然不出遗老之思维，不仅不讳言自己保皇，还大有以此为荣的意思——“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了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因为秉笔直书《湘军志》而急得曾国藩要以万金相谢，气得曾老九（国荃）几欲杀之而后快的王闿运也是个标准的遗老。不过，比起一回中国即浸浸然向化归诚的华侨辜鸿铭，终身没有离开过大清疆域的王氏作为遗老有个“污点”：那就是在曾国藩的湘军实力趋于鼎盛，而太平天国已经颓势毕现时，他曾力劝曾氏取清廷自代。幸而曾国藩根红苗正、性格持重，大清朝才幸免再度干戈扰攘。（当然，也有人认为王氏是在替肃顺“探”曾国藩的口风）但在清亡后，他也成了遗老。

王闿运（1833－1916）

     王氏比较著名的“段子”不少，其中之一是袁世凯窃国之后，强行召其入京为总统顾问和国史馆馆长，王氏不得已，顶戴补褂入都。袁世凯的秘书以车恭迎，车过新华【華】门（原为大清门）时，王氏故意问秘书：“此何门耶？”秘书答道：“新华门。”王闿运乃嘲曰：“吾观之似新莽门也。”入国史馆，他即在门前贴出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旁观者清”，这位“旁观者”对袁世凯来了个软硬不吃，最终挂冠而去。

大清门，民国后改为新华门，建国后拆除，图为八国联军列队进入大清门

     另一个掌故则是关于王闿运的顶戴补褂，袁世凯见之，诘以为何民国时仍穿清装，王则答以吾着清装，大总统着西服，形式不同而俱为夷服也，让袁世凯讨了老大一个没趣。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内容大体相同，只不过自取其辱的主角换成了民国的副总统、陈诚的老丈人、王氏的同乡谭延闿。

 

     记言至此，我们且稍稍离开，把视线投向辜鸿铭、王闿运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满清遗老生存的历史背景，会发现问题比起宋元或明清之际又复杂了许多。

     就民族而言，这些遗老大多是汉族人。有趣的是，明亡后汉族遗老们“反清复明”的口号和以此为号召的会党在整个清代不绝如缕，到晚清时期依旧是颠覆清廷的一枚重磅炸弹。按梁启超的说法，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能都是革命党，“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州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州人不跑。”路径不同，目标则一，所以孙中山们革命，一定要以“驱除鞑虏”为号召。可是这些汉族人竟然做了满人王朝的遗老，何况其中诸如辜、王、陈三立、林琴南（纾）等辈皆是高文博学之人，对夷夏之分、民族大义自当了然于胸，何以沦落至此？

     就变革而言，民国虽然并不成功，更遑论完善，不过它对满清的取代，终归意味着民主政体对封建政体的某种胜利。这便在历代针对遗老们的“守节”、“变节”二元评价体系中，又平添了“先进”、“落后”之分。过去对“守节”遗老的批判，撑死了也就是个“愚忠”；而此时的革命人士，直可以“老顽固”、“老古董”甚至“反动派”加诸遗老之身。遗老们虽然不至于要如过去一样面对刀枪斧钺，但精神方面的压力与煎熬，比之前代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背景下，陈独秀以“五四”旗手之尊，说辜鸿铭是个“复古向后退”的“可笑的”怪物，那简直不是评价，倒是与“文革”时的“定性”颇为神似了。

     论民族则为“以夷变夏”，论时代则为“倒行逆施”，顶着这两顶大帽子，这些汉族名士还要做遗老，原因非常复杂，但一个最浅近的原因，便是民国的失败，借用《茶馆》里松二爷的一句台词来讲：“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就连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也不得不承认：“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今及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当变革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苦难时，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没有变革的年代，更何况这些在清代均曾际会名臣，卓有大名的人物呢。

 

      具体到辜鸿铭和王闿运，他们做遗老的最直接原因也是对民国的不满，但这种不满更集中在对民国总统袁世凯的厌恶上。王闿运敌视袁世凯，其一是他根本上看不起“不学有术”的袁。王氏一生，曾入肃顺幕中，平交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既是后辈，且道德学问远下于曾、李的袁世凯，自然不入其法眼。其二在于他痛恨袁世凯“窃国”，袁世凯称帝时，王闿运曾作诗讽刺，云：“谁知窃国人，征书到沧州。”在王闿运心中，大清如果亡于曾、李这样的人物，便可视为“易代”；而袁世凯取代大清做总统甚至皇帝，那就只能算是“窃国”了。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态度与王闿运相似，早在清末，辜鸿铭便在公开场合痛骂袁是流氓、贱种，智识低下，直指其为小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辜鸿铭公开唾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开堂会三天，庆祝袁氏归西。

袁世凯“称帝”，到天坛祭天

      辜王二氏厌恶民国、怀念大清，并不等于他们就是清朝的孝子贤孙，比起陈宝琛那样的“清流名臣”和“帝师遗老”，他们对清朝的情感其实是有限的。辜鸿铭遍游列国、中外会通；王闿运则深于史学，其《湘军志》被称为“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以他们的眼界和识见，不会看不出清朝理当灭亡，但这两位才华过人、心气极高的遗老，却因民国的干戈扰攘、政治败坏而怀念大清；又因袁世凯的窃国丑行和卑劣人品而更加怀念大清。除了这个相似之处外，同为遗老的王闿运与辜鸿铭，有着颇为不同的个性与思想。

 

      卒于1916年的王闿运，还来不及看到后来“五四”人物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毁弃，也并不像对域外文化了解稍多的人一样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因而他作为“遗老”，较少有其他人对文化断裂、传统被毁的感叹，更多地是出于他平生自负的“帝王之学”上。

      王闿运有一副自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联语气魄很大，对自己的春秋公羊之学，似乎略有遗憾而又颇感欣慰；而对自己的“纵横计”未能实现，却是念念不忘。王氏的“纵横计”是什么呢？龚福焘和黄逢元在王闿运死后写的两幅挽联诠释得很清楚，龚联云：“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祗今颠沛愧师承。”黄联则云：“献策即还山，文中子门墙有诸将相；投竿不忘世，周尚父耄耋为帝王师。”王闿运念念不忘的是要为“帝王师”，平生最为得意的是自己的“帝王学”。

      中国士人，自古便有出将入相，为王者之佐的传统理想，而其中的一些人，更以熟读经史、深谙历代帝王心术而欲为帝王之师，他们未必以高官厚禄为旨归，其追求的，更是一种指点江山、操纵寰宇的满足感。这些人的老祖宗，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肆其巧智，存亡续绝，纵横列国，而之后历朝历代，每当国有乱世或者朝有乱局，就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或者游说于王公重臣之间，或者以幕客门人身份出谋划策。

      王闿运便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早年为肃顺所知，不仅被尊为上宾，甚至结为兄弟。当时肃顺权倾朝野，咸丰帝对其言听计从，王闿运的“帝王学”也便由此起步。对肃顺，他推崇备至，尊为“恩主”；对曾国藩，王闿运便不愿像赵烈文那样做幕僚，而是采取一种“平交”的态度，在此期间，他的“帝王学”以劝曾国藩称帝代清而达到顶峰，又因曾国藩的拒绝而遭到重击。晚清满族大臣，论才干肃顺可为第一，且是皇族，亲近皇帝；汉族大臣中，曾国藩的影响力无与伦比，而且手握重兵。这两个人是王闿运实践自己帝王之学理想的最佳人选，但最终“纵横计不就”，王氏从此将一心抱负收拾起来，仿佛真的成了一位大学者。可是，看看他在尊经书院中教授的政治气息浓厚的春秋公羊学，再看看他的学生里杨锐、刘光弟、宋育仁、杨度、张澜、吴玉章等人的生平事迹，再想想深受他影响的南海康有为，就会知道这位老先生一日也没有忘怀自己的帝王之学。曾国藩死后，王闿运写挽联，感叹曾氏“堪定仅传方面略”，其中深意，很可玩味。

曾国藩（1811－1872），清代重臣，曾任两江、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王闿运曾劝他凭手中的湘军代清自立

      清亡后，一心想为“帝王师”的王闿运彻底绝望了，其实晚清最后一位有份量的大臣张之洞死后，王氏就已经绝望，在他写给张之洞的挽联中，感叹道：“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既是对老友的痛悼，也是感叹自己以“整顿乾坤”为目标的帝王绝学从此再也没有值得一试之人了。所以，当深为王氏鄙弃的袁世凯礼聘其为总统顾问时，王闿运以对联回答：“顾我则笑，问道于盲。”在清朝汲汲然要参与政治，入民国则对最佳的做“帝王师”的机会而嗤之以鼻，王闿运的变化展现出这位老者更想活在“尚可有为”的回忆中，而拒绝对“不欲有为”的现实做任何妥协。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太多“孤臣孽子”的眼泪，看到的是王闿运理想破灭后深陷的眼窝。

      王闿运并非一个纯然的卫道士和保守派，在尊经书院时，他不让学生学习八股文，强调学习要“致用”，甚至购买各类时务书报和西方的仪器标本供学生使用。但是他又强烈攻击梁启超的时务学堂，即使老友张之洞出来调停也不管用。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是从王氏在清亡后的一段话中，我们或许能看出些根由，他说：“今之弊政在议院，而根由起于学堂。盖椎埋暴戾，不害治安；华士辩言，乃移风俗。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粗粗一看，这不过是“老顽固”的妄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王闿运痛恨议院、学堂，乃是因为坚信在自己的帝王之学教授下形成的帝国统治才是最完美的政治形式，而完美的帝国是不需要“处士横议”的。其根由，仍然在他自己一生珍视的理想中。

      王闿运的帝王之学能不能让中国进入太平盛世？这样的问题已经不用回答。不过他的这种坚守和执着，却多少给了后人一些感动，这其实也正是王闿运这个人的魅力所在。肃顺在祺祥政变中惨死，与肃顺有瓜葛的人都忙不迭地要洗脱自己，而王闿运却赋诗撰文，回忆与肃顺的交往，感叹二人相得之情，并公然为肃顺喊冤。他还悄悄地把卖文得来的“数千金”，一起给了肃顺的家人，直到晚年谈及肃顺，仍时时痛哭流涕。王闿运对清朝的态度，多少也是如此，在他的观念里，坚守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而守着什么则是次要的。正如另一位著名遗老林琴南所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是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曾经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讲的王闿运，心中所想可能也与之类似。

林纾（1852－1924），中国近代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第一人

     在满清遗老中，王闿运是比较“早期”的一位，按照历史学家的分期，他只能算是“近代史”中的人物。同时，王闿运身上的矛盾与困惑也并不很多，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有不少人提及他时，只将其作为最简单也最“纯粹”的遗老草草带过。但是，就在理智与情感、趋时与坚守之中，王闿运的内心世界和生命轨迹，实际上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在他之后，这样的人物便如鸿声渐远，不复可得了。

     顺便说一句，在王闿运之后，仍然不断地有人自诩为“帝王师”，比如名重一时的柳亚子。他有一篇生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其中说道：“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然而如果我们真拿他的才具、经历和王闿运细细比一比，这位“牢骚太盛”的柳先生的狂言，恐怕只能当作人们饭后的笑谈罢了。

 

      比起王闿运，辜鸿铭要“有趣”得多，不仅因为他言谈犀利而机智，长于海外而又倾力维护中国文化；也因为他的种种轶闻趣事和言行中难以解释的矛盾。作为遗老，辜鸿铭似乎也远比王闿运复杂。

      在许多人看来，遗老的政治态度绝对应该是反民主、反共和的，然而事实却往往并不如此，遗老们的政治态度常常是复杂甚至矛盾的。林琴南赞同共和，却又十一次祭拜光绪崇陵。辜鸿铭也差不多，他既留恋清朝，又对民主政治大加赞赏，他甚至说：“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继承人是否也能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绍列宁的伟大革命事业，尚不可知。”不仅肯定列宁，而且似乎已经预见到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重要弊端。这位遍游世界的华侨，在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认识方面，较之大多数遗老是要高明不少的。

       然而，辜氏的“保皇”却经常为人诟病。张勋复辟之后，他写苏东坡的名句给张勋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以“擎雨盖”暗指清朝官帽，以“傲霜枝”暗指自己和张大帅脑后的辫子，一副“独公与我为忠臣”的样子。对于人人痛恨的慈禧，他也极力美化推崇，甚至呼吁列强出兵剿灭武昌起义。为什么这位深通世界大势的学者，对满清有如此深厚的感情？难道仅仅是因为清朝给他的那个外务部员外郎的官衔吗？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北京街头一时龙旗与民国旗帜并行

      辜鸿铭自己对此做了解释，他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对于清朝的统治者，辜鸿铭其实大有不满，慈禧太后过生日，他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简直可以与章太炎“每逢万寿祝疆无”的对子相比。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对中国文化近乎病态的热爱，他的政治态度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保皇，对慈禧的态度也就不得不从抨击转为粉饰美化。

      儒家学说为辜鸿铭所服膺，儒家学说的本质性特征就是它决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学说，更是一种政治观念。而儒家文化也并非建立在某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相反的，儒家文化就是传统社会本身，它包含了传统社会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官僚制度、社会组织、伦理纲常甚至经济模式。因此，如果要维护、宣扬这种文化，就不得不维护这种文化的政治体制，即使这种体制已经腐朽不堪。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以权力顶端的人物为文化的代表者和象征，因此，辜鸿铭作为一位对儒家文化“全盘肯定”的人物，在他向世界宣扬中国文化的伟大完美时，并没有为自己留下“辩证分析”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后路，因此对于慈禧太后，也就只有尊奉了。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

      吴宓曾经评价辜鸿铭说：“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这句话确实勾勒出了辜氏最为人们熟知的形象轮廓。辜鸿铭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对中国文化的无比热爱，凭借一张利嘴，嘻笑怒骂，皆成妙文，让无数看不起中国的外国人由轻视到重视，由重视到叹服，由叹服到崇拜。他曾经对来华拜见自己的英国文豪毛姆说：“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惟我独尊的实验？”直说得毛姆诺诺连声，无以应对。

      在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大有被外来文化截断、毁灭的时候，辜鸿铭的大量演讲、文章，的确起到了一些破除西方人歧视、振起文化颓势的作用，甚至于《清史稿》颇有些阿Q意味地写道：“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也正因为中国文化的危机，辜鸿铭在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时，才显得特别偏激和敏感。他曾经仿照孔子“微管夷悟，吾其披发左衽矣”，说道：“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将中外文化的冲突，定位为儒家特别重视的“夷夏大防”，其不妥协的态度可见一斑。辜鸿铭不无偏激地宣称，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物欲横流、战乱不断的的西方文明只有到中国来吸取智慧，才有可能获得解脱。他为小脚、一夫多妻等现在看来极为丑陋的现象做辩护，也正是这种偏激的表现，而这偏激的背后，是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忧心忡忡，如同一位怜爱弱子的慈父，是不会顾及他的孩子有这样那样的疾病和缺陷的。

      这时我们不禁要问，一位华侨，为什么对中国文化的感情较之本土的中国人还要强烈？这也许与南洋华侨的传统有关。南洋华侨群体对中国文化的坚持和珍视，至今也令人感叹不已，在清人的著述中，南洋华侨“衣冠风俗皆守旧”（邹代钧《西征纪程》）的记载更是随处可见。清末名臣，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则说南洋华侨“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宾祭，亦沿旧俗。”这些文化风习，在奠定了辜鸿铭一生行为准则和思想底蕴的父亲辜紫云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更重要的是，除了对传统的沿袭坚守外，南洋华侨因其身处海外，更感势单力薄，要以传统、文化为要结社团、联络族群的工具，因此，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往往有“久居化内”者所不可比拟之处。

蔡元培（1868－1940），近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力排众议，聘辜鸿铭为北大教授

      但是，当圣雄甘地恭敬地称辜鸿铭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时，当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时，当无数的外国人为他的语言能力和深湛学识所折服的时候，当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中第一次出现了“辜鸿铭”这个中国名字的时候，辜鸿铭所希望的中国文化受到尊重、得到理解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位辜鸿铭的“粉丝”的一厢情愿而已。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积贫积弱之国，其文化能真正受到尊重的。即使得到尊重和赞赏，那也往往出现在外交场合与强国们的博物馆中。辜鸿铭的言行为自己赢得了至今中国学者也望尘莫及的国际声望，却没有为他钟爱的中国文化真正赢回些什么。

      我们今天看来，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辜鸿铭的表现值得称道、值得自豪；而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他的表现似乎就应该批评了。大概也是因为辜鸿铭的极端保守，与他同时或略后于他的学者在褒奖他时，往往就前一方面立论；而在抨击他时，则往往就后一方面措辞。

      辜鸿铭的保守是众所周知的，除了在北大的课堂上，为纳妾和缠足辩护，其政治立场更是保守得厉害，一点也不亚于前辈王闿运。他虽然支持洋务运动，但是却决不赞同任何比这一运动更激进的政治举措。在《上湖广总督张书》中，他坚决反对开报馆、立议院，认为“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辨言乱政，将不可收拾。”在他看来，无论是改进君主政体或是实现民主共和，均属大逆不道，只有严格遵守儒家学说，中国才能得救。民国成立，“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兴起，他的政治观念依然没有改变。此时，王闿运的学生吴虞，已经明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的老师已经听不到这样的口号，而辜鸿铭心中，对此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秋风萧瑟，落日衔山，我们仿佛可以看见辜鸿铭脸上悲愤交加又凛然不屑的复杂表情。

行吟的辜鸿铭，吴为山雕塑作品

      辜鸿铭的“落后”，现在已经成了定论，但在我看来，这定论中多少掺杂着误解。今人认为辜鸿铭身处中外、新旧两个文化碰撞的漩涡中，而辜鸿铭本人，却只觉得身处中外文化的交锋之中。正如本杰明·史华兹所说，清末那些放眼世界又旧学深密的人，“不是从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是显然对立的这一角度来看问题的。”在辜鸿铭眼中，即使有新旧文化冲突这回事，那也不过是中外文化冲突在中国本土的一种折射、一个变体。如果我们回到辜鸿铭的政治宣言《上湖广总督张书》，就会发现他反对开报馆、立议院，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政治举措是西方政治混乱的根由，中国想要变革，只能让中国更中国化，而不能让中国西方化。后来，他还说：“以欧美的学说，变更中国的政制，这是乱中国有余，救中国不足。”辜氏到北大任教后，也对那些刚刚回国就要摧毁古老文化的欧美留学生们大为不满。

     整个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援西入中”的历史，从洋务运动时的西方军事、民用科技，到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从立民国、开议院、定宪法的种种尝试，到“德先生”、“赛先生”被一代青年所宗奉。凡我们今天看来属于“进步”的思想观念、政治举措，无不来自西方，而在“扬中抑西”到了极点的辜鸿铭眼中，这些“先进”的东西，无疑均属洪水猛兽。换言之，在辜鸿铭的逻辑里，“中－外”和“新－旧”的对立只是一种对立，选择“中”就必然选择“旧”。在辜鸿铭的时代，历史并没有为他和与他相似的遗老们，留下折中的余地，因此，赞赏辜鸿铭倾心维护中国文化，又批评他保守落后，在今人来说可以算“辩证分析”，而放在辜鸿铭和他的时代来看，则无疑属于逻辑矛盾。

      罗振玉曾经评价辜鸿铭说：“君论事于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验于二十年后，有如蓍龟，此孔子所谓‘百世可知’，益以见其学其识洞明无爽。”这话虽然有些溢美，却也并非无据。在辜鸿铭《上湖广总督张书》等文章写就约二十年后，新文化运动轰然兴起，整个社会浸浸然竞相西化，西方的观念制度被大多数文化人奉为圭臬，而中国的传统则被视为应该全盘否定的垃圾。而与此同时的欧洲，正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混乱、通货膨胀，大战的伤口还未愈合，集权主义的兴起又孕育着下一次更加惨烈的大战。当东方的人们把新世界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时候，西方自己却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辜鸿铭对这历史的错乱有怎样的看法，但我相信日本人清水安三评价辜氏的话值得注意：“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学者之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但是，这恐怕是这些人还不了解他的缘故。”

张之洞（1837－1909），清代重臣，曾任湖广总督18年，辜鸿铭长期在其府中为幕友

       早在清亡之前，辜鸿铭曾经比较自己的幕主张之洞和自己推崇的曾国藩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这一番言论表面看来迂阔无当，但当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群小当道、集体堕落的政治操作时，便会理解辜鸿铭的担忧——没有任何道德操守的政治，可能比没有先进观念的政治更加可怕。在我看来，辜鸿铭的这一担忧，至今也还没有完全过时。辜鸿铭确实落后保守，但如果当时的文化领袖和政治新贵们能宽容地听一听这位远比他们更有国际视野和政治阅历的遗老的意见，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的状况或需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好上一点。正如鲁枢元所说：“在历史的苹果园里，辜鸿铭是一只过早坠地的‘落果’，他的可贵之处是超前地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他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

      关于辜鸿铭，我们说得已经太多了，这位遗老也许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纯粹的文化遗老之一，另一位则是自沉于昆明湖的王国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论王国维之死，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萎缩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陈寅恪的这两段话，至今仍是我看过的对文化遗老们最精辟的解读。性格内向朴讷的王国维以自杀来与自己钟爱的文化共进退，而英气逼人的辜鸿铭则在论战笔战中倔强而又孤独地维护着日薄西山的传统文化。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同样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与辜鸿铭同时的陈彰曾感叹辜鸿铭“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事实上，以另一种方式“殉传统文化”的辜氏，怎么可能会在用其才于国计民生呢？不过，我们不知道辜鸿铭是否看到了陈寅恪写于1927年的这篇文章，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苍凉的心底也许会涌上一丝暖意。

王国维（1877—1927），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辜鸿铭去世后，吴宓评价道“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相信辜氏泉下有知，对此也会颔首认可吧。